过去1万年的社会不平等，印刻在Y染色体上

　    对人类而言，如果仅考虑两性的生理差异，那么男性天生就可以比女性拥有更多的后代。女性需要怀胎九月且通常在抚养后代多年后才会有下一个后代。相比之下，男性为每个后代的出生和抚养所投入的时间要少得多，因而从生理上来说，他们能够同时生育多个后代。因此，从对后代的贡献情况来看，相比于有权的女性，历史上有权的男性通常更有机会对下一代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通过基因分析，我们发现这一影响的深远程度超乎人们此前的想象。
    成吉思汗的上千万直系后代？
    历史上不同男性的后代数量差异巨大，而这种后代数量的差异会在基因组中留下印记。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男性的后代基因组印记的变化情况，而不仅仅是通过男女性后代数量的差异，来理解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中，男性后代数量的不平等现象非常明显。虽然统治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他们的强势崛起在欧亚大陆人群的基因组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
    2003年，一项由桑格研究院的Chris Tyler-Smith领头的研究显示，成吉思汗时期少数的强大男性对欧亚大陆东部人群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对Y染色体的研究显示，当时的一位男性在广阔的领土上能留下上千万直系男性后代。有证据显示，在成吉思汗曾经占据的领地上，约8%的男性有着特征性的Y染色体序列和突变非常少的相似序列。
    Tyler-Smith和他的同事把这种情况称为“Star Cluster”，以反映同一个祖先拥有众多后代的情况，并根据Y染色体的突变积累速率估算出这一家系的祖先大致生活于距今1300到700年前。这涵盖了成吉思汗生活的年代，暗示着这个成功的Y染色体可能就是来自成吉思汗本人。
    Star Cluster现象并不局限在亚洲。遗传学家Daniel Bradley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个来自1500年前共同祖先的家系，现今有200万~300万人有着相同的Y染色体类型。这在姓奥唐奈（O’Donnell）的人身上特别常见。奥唐奈曾是中世纪爱尔兰最有势力的皇室家族之一，他们是“尼尔的后裔”（Descendants of Niall）——“尼尔”是中世纪爱尔兰早期的一位传奇军阀。如果尼尔的传说是真的，那他就极有可能是这条Y染色体的祖先。
    Star Cluster理论的建立基于一定的想象。尽管有一定投机性，但确实能够和历史人物相联系。但更重要的是，Star Cluster理论对社会结构深层次的变化给出了的独特见解，是其他研究方式难以取得的。因此，即使没有对整个基因组进行分析，在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上的研究还是具有启发性意义的。
    比如，历史学家之间有一场经久不休的争论：在人类文明传承的历史进程中，不平等待遇的程度有多深？Star Cluster理论为研究极端不平等在过去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提供了客观的信息。
    DNA中的社会不平等
    两项分别由Toomas Kivisild和Mark Stoneking主导的研究工作，分别比较了在Y染色体序列和线粒体DNA序列上的Star Cluster分析数据，并且得到出乎预料的结果。基因突变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并通过基因序列上碱基对的差异来呈现。研究人员分别统计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上的突变数量，以反映个体在父系与母系中距离最近的共同祖先的时间。
    在线粒体DNA数据中，所有的研究都发现：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群体中的夫妇在过去一万年间拥有共同祖先的概率非常的低，而这一万年恰好是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如果这个时期的人口数量很大，那么这将完全符合预期。但在Y染色体上，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在东亚人、西非人、欧洲人和北非人中，研究人员发现许多家系都在距今约5000年前拥有共同男性祖先。
    这一时期也被考古学家Andrew Sherratt称为欧亚大陆“次级产品革命”的时期，人们开始不仅仅局限于用家畜做肉食，还用它们来拉车和犁、生产乳制品和羊毛服装等。这也恰是青铜器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驯化马匹，并发明了轮式车辆。作为青铜器的主要成分，铜和锡这些必须从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外运回来的稀有金属，也开始有了一定积累。这些都大大地促进了人口流动和财富积累。
    同时，Y染色体的遗传模式表明，这也是一个不平等的时代。新型经济的发展使得权力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强大的男性对后代产生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影响。正是这些人将自己的DNA遗传给了大量的后代，他们的后代数量甚至比成吉思汗还要多。


责任编辑:兴宁